【作者介绍】 杨宏雨，1965年生，江苏淮安人，199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正 文】
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是在历史巨人毛泽东去世后召开的首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也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分水岭。在此历史背景下，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大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中共十一大先后产生了四个文献：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经大会表决通过的新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邓小平作的闭幕词。
本文将结合这四个文献探讨十一大在恢复与发扬毛泽东思想中的贡献。
『一、结束“文革”，淡化阶级斗争，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为恢复与发扬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前提』
1.1 宣布结束“文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不仅没有否定“文革”，甚至还说了一句“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是过去颇受不少研究者诟病的地方。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仅是“文革”语言的一种残留，没有实质性意义（比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句话：“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所有实践都在否定这句话，或者说这句话在实践中从来没有起过什么作用，但从十二大到十四大的报告都使用了这句话或相类似的语言。从十五大报告开始，才不见这句话的踪影）。首先，这一话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不占重要地位，仅出现过1次；其次，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人一直以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工作中心，对政治斗争并不热心，更没有任何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动部署。1976年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提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1977年4月，华国锋又指出：“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地发展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愈来愈充分的物质基础。”从上述熟悉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正确思想的影子。1977年5月，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指出：“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华国锋在当政期间对发展生产的重视和热心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也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虽然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还在整体上肯定“文革”，但宣布结束“文革”，对于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思想仍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因此，不结束“文革”，就不可能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思想，更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1.2 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十一大虽然多次提及阶级斗争，没有公开否定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也没有继续使用这一口号（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有一句“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整党整风就有了正确的方向”，但联系上下文看，特别是华国锋关于抓纲治国的论述看，这里的阶级斗争应该是指揭批“四人帮”的罪行）。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10次使用“抓纲治国”这个词，两次使用“抓纲治军”这个词，但这里的“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按照十一大政治报告的说法，抓纲治国的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淡化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口号的同时，十一大还特别强调安定团结。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使用“安定”一词5次，“团结”一词多达44次，这反映了经过十年“文革”的中国社会对安定团结的渴望。淡化阶级斗争，强调安定团结，有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有助于纠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
1.3 把毛泽东的旗帜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相联系，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
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指出，大会的历史责任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从中共七大起，毛泽东的旗帜就一直和中共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紧密联系着。1957年以后，毛泽东开始犯“左”的错误，并且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直至产生了“文革”那样全局性的错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过去“文革”的老路，还是另辟新路，这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前。十一大的政治报告虽然还没有能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在制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略时，它把毛泽东的旗帜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四个现代化相联系，这有助于中国逐步摆脱1957年以后“左”的发展思路，回归到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上去。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文化大革命”中这句流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颇能集中反映1957年以后中国“左”的思维特征。否定以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八大路线，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用“左”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问题，发动反右、四清等一系列“左”的运动，直至酿成“文革”那样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历程。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是其革命时代斗争哲学的延伸，是与八大精神相背离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宣布结束“文革”，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重中之重，这一切事实上都是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否定和对八大路线的回归，有利于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有利于恢复与发扬毛泽东思想。（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6月第1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