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见分歧到明确党的思想路线』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为一些影响很大、涉及面很广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必然促使人们对“文革”及其以前的历史进行反思，触及分清历史是非和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在中央公开为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平反后，与会者的思想更加活跃。在会议民主气氛的影响下，有的人敞开思想，对当时比较敏感的真理标准讨论谈了看法，引起与会者的激烈争论。与会者各抒己见，还有人指名道姓，提出了“凡是派”和“后台”的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展开如此激烈的争论，是中央领导层多年来没有过的。
就在与会者对真理标准讨论进行激烈争论时，应有的人要求〔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做出一个结论。见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66页〕，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的讲话中，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表明了态度：
一是，在两个“凡是”问题上承担责任并作自我批评。华国锋说：我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作者注：原稿为“当时的意图，就是要把毛主席和“四人帮”严格切开。）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中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还说：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这里，华国锋说提出两个“凡是”的意图是要把毛泽东和“四人帮”严格切开，是值得注意的。不论是粉碎“四人帮”，还是揭批“四人帮”，都涉及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功过的问题。粉碎“四人帮”，是以毛泽东生前多次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指示作为依据的。当时的解释虽然有些勉强，但因顺乎人心，很少有人细究。但是，揭批“四人帮”，却因牵涉到“文革”中“四人帮”的所作所为，而不能不使人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产生质疑。为了在揭批“四人帮”时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他在这次会上说：“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反映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提法问题。虽然，他的那篇讲话和“二七”社论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他还是承担了责任并作自我批评，也没有对自己从1977年下半年后再没有讲过“凡是”一类的话多作解释。〔从华国锋的讲话看，自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党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意见后，华国锋在当年8月22日中共十一大的讲话和当年9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凡涉及毛泽东思想问题，提法都改成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再没有出现过“凡是”之类的提法〕
二是，对真理标准讨论表明态度。众所周知，真理标准讨论是由胡耀邦在中央党校酝酿发表文章后引发的，中央和有关部门事先对这样一场大讨论的到来并没有思想准备。因此，讨论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对此没有表态。怎样理解这种不表态？当时胡乔木为维护中央领导层的团结形象，说法是“中央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是一致的”。〔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61、64页〕但从华国锋这次讲话看，当时的不表态实际是持保留态度。他这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自己忙于其他事情，无暇过问，六、七月间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议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国内外反映多了，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接着，他引用当年11月25日中央常委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对平反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时所说的话：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强调：“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华国锋的这番话，表达出他希望讨论能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并能实现思想统一的想法。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的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社会新旧交替异常迅速，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当时，党内外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国家不能再乱下去了，但对如何有效地稳定社会？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如何探索前进的方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还都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由于多年来“左”倾思想的影响，也由于人们社会经历和思想认识水平的不同，党内在如何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认识分歧。在党内出现认识分歧的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没有打击、压制组织和发表真理标准讨论文章的同志，而是在这次会议上对提出两个“凡是”作自我批评，肯定“讨论得很好”，允许讨论继续进行。这种严于责己的精神和对讨论的宽容态度，反映出华国锋关注的重点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加强党的团结。正如他在这次会议闭幕会上所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将召开理论务虚会，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团结起来，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还说：“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没有安定团结就不能搞四个现代化。”华国锋这种让人讲话、鼓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为会议进一步创造了宽松的气氛，对于缓解意见冲突、促进形成共识起了有利作用。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与会者解放思想，认识不断深化，最终产生了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成果。本来，会议并没有安排要对真理标准讨论做结论，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事先也没有想到要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但是，随着会议讨论的深入，邓小平于12月2日改变了原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重点“阐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义和怎样实现转移”的想法。他连续几天约人谈话，将讲话稿改变为转到反映真理标准问题、发扬民主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后来他在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445、449页〕。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华国锋的思想也没有停留在希望争论双方团结起来这样一个层次。几天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华国锋在集中了与会者意见，特别是在吸收了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意见的基础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12月18日华国锋在三中全会开幕式讲话中总结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个月的工作时，增加了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讲话中所没有的内容，即：“在加强学习，解放思想，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方面，有了可喜的进步。”12月22日，华国锋在三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中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他说：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当前，我们迫切希望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但什么是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来说，现代化还是非常陌生的事物，既缺乏知识，又很少经验。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我看办法就是两条：一叫学习，二叫实践。便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长才智。前一个时期，全国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砸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进一步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他还说：反复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解决新长征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事物、新矛盾，就能够避免盲目性，减少挫折和失败。由此可见，虽然华国锋一度对真理标准讨论持保留态度，但是，随着会议讨论的深入，他最终对这一讨论给予了积极评价，并从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要求出发，使会议形成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共识。
在华国锋主持定稿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写入了思想路线这一问题。公报指出：“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认为，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第1版〕这段总结，不仅提升了对端正思想路线意义的认识，还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和指导范围。这次会上，虽然在提交会议讨论的农业文件中依然保留着“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等提法，但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成果的产生，毕竟为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打开了闸门。（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史学月刊》杂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