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是个忠厚谦逊的人。在一定历史时期，他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党内许多老同志也努力树立他的威望。但是，他却十分注意反对个人崇拜，为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带了个好头。
『粉碎“四人帮”后享有很高的威望』
领导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的一大历史功绩。对此，当时和之后，党中央一直评价非常高，认定此举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这一点儿也不过分。
华国锋此举，使他在人民群众中一下子就享有了极高威望。郭沫若当时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一词中，把华国锋称为“君健”（后改为“俊杰”），常香玉把这首词配上豫剧曲调，唱遍大江南北。郭沫若、常香玉的举动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华国锋的评价。
1976 年10 月21 日，北京15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以及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时的人们把这叫做“双庆”。现在许多人讲这段经历时，大多只讲是庆祝粉碎“四人帮”，这是不完整的。其实，那时候，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占有很大分量。1976 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特别是毛泽东逝世后，人们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担忧的程度超过任何时候。西方国家把这称为“权力真空”时期，希望中国稳定、发展的中国人，上上下下都期待着有一个新的英明领袖。此时，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有了新的领袖，而这个领袖人物，一出手，就有不凡举动：不费一枪一弹即粉碎“四人帮”，使全国局势稳定。人们从华国锋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不能否认，长期以来，中国人有一种领袖情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的领袖情结集中在华国锋身上。那时，人们称华国锋为“英明领袖”，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对毛泽东、周恩来之后中国出现英明领导者的期待，一方面也表达了对果断决策粉碎“四人帮”、割除中国政坛毒瘤的华国锋的认可。大家对华国锋接毛泽东的班，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对华国锋是衷心拥护。当时中央也特别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各种报刊反复表述毛泽东生前给华国锋写有“你办事，我放心”6个字的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中国人民对中共中央新任主席华国锋真心实意拥护和爱戴。今天我们回头去看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呈现出人们载歌载舞场面的录像，还会发现通过天安门广场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有许多人是自发到广场上加入游行队伍的。他们争相远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穿着军装的华国锋，举起双手，对华国锋热烈鼓掌，欢呼雀跃。
应该提到的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庆祝，不是一天，而是持续了几天。10 月22 日，又有180 万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并且举行环城游行。10 月23 日，北京市有250 万人庆祝和游行。10 月24 日，北京参加庆祝和游行人数稍微少了些，有100 万人。但这100万人却是在同一时间云集在同一个地点——天安门广场。需要指出的是，除了10 月21 日的庆祝活动是中央发起组织的外，之后几天的庆祝、游行活动，是群众自发举行的。这种自发的庆祝活动，没有动用多少警力，却秩序井然。“双庆”活动，使北京这个沉寂多年的城市显得无比热闹。天安门城楼上下，也可以说是整个北京城，全都一片欢腾。欢呼、口号、锣鼓，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回荡在京城上空。
除了北京市外，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以至农村，都举行了庆祝和游行活动。这些活动，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庆祝华国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新的领袖，表达对华国锋的拥护和热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囿于传统观念的中国人，自发地用各种方式表达对新领袖的拥戴和热爱，把毛泽东的像和华国锋的像并列悬挂，就是这种自发表达的一种。没有人号召，没有人授意，更没有人强制，这种并列悬挂领袖像的方式就很快在全国城乡普及。各省委、地委、市委、县委、公社党委开会的会场，各群众大会的会场，都开始并列悬挂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像。这种情况后来又回过头来影响中央。在中央各部委，随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到后来召开党的十一大时，这种并列悬挂领袖像的情况，也出现在代表大会的主会场上。
没有人要求，更没有组织上的布置，10 月下旬，全国各地向中共中央发来拥护华国锋的致敬电，抬头都写着“华主席、党中央”。山西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的歌词被改编成赞颂华国锋的词，并随着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的演唱，很快在民众中传播开来。当时，党内外对华国锋的赞颂，也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大家都为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一位新的领袖人物而高兴。今天看来，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不赞成也不接受对他搞个人崇拜』
粉碎“ 四人帮” 之后， 出于大局的考虑以及稳定的需要，党内在树立华国锋威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些工作确实存在个人崇拜因素。对于当时出现的个人崇拜，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于光远在后来说了公正的话。他说：
粉碎“四人帮”后，他（指华国锋）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
其实，在那个特殊年代、特殊情况下，不光是基层干部群众有一些此类问题，就是在党内高层，也有此类问题。
华国锋不赞成也不接受对他搞个人崇拜。他能有这个态度，最基本的是他发自内心的谦逊。有这样两件事：
1976 年4 月30 日晚上，华国锋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处理的几件事情和几个省的一些问题，听取毛泽东指示。当时毛泽东说话已很困难，有的华国锋听不清楚。毛泽东要秘书拿来纸和笔，写了3 份手稿。手稿表示了对华国锋的充分信任。特别是其中“你办事，我放心”手稿，明确表达了让华国锋当接班人的意思。但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只出示了其他两份毛泽东手稿，没有出示“你办事，我放心”这份手稿。毛泽东逝世以及接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在一次会议上讲这件事时说：“你办事，我放心”，是对我个人讲的，我没有传达。华国锋很清楚毛泽东写“你办事，我放心”这6个字中所包含的深意，他不传达“你办事，我放心”，是他的谦逊品格使然。他确实觉得自己不适合担当这样重的担子。但当“四人帮”试图篡夺党的最高权力时，他义无反顾，果断挑起粉碎他们阴谋的重担。
粉碎“四人帮”，华国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大功，但他不居功自傲，而是真心实意想推举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1976 年10 月6 日深夜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华国锋说过这样的话：“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在讨论中共中央主席人选时，华国锋首先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是真诚的，是真心实意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着想。他个人没有一点野心。粉碎“四人帮”，大局已定之后，他确实想让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当中共中央主席。但叶剑英按照毛泽东的遗志，力主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加上政治局全体同志的一致拥护，华国锋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对于随后出现的宣传自己的情况很不满意。他多次提出：不要宣传我个人，要宣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事迹，宣传老资格的革命家的贡献和作用。当各地党委在致中央的电报和发来的文件中把“华国锋主席”列在“中共中央”之前的情况出现后，华国锋多次对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讲：要对下边同志讲，不要这样做，下边发来电报、文件，抬头直接写中共中央就可以了。当各地出现把华国锋的像和毛泽东的像并列悬挂的现象时，华国锋多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太不妥当：“根本不应该悬挂我的像，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功绩无人可比，更不应该把我的像和毛主席的像并列。”各地宣传机构突出宣传毛泽东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时，华国锋没有提出什么。那确实是毛泽东写的字。但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他不高兴，认为只有毛泽东配称英明领袖。现在应该多宣传老同志。在党内外都大力树立他的威望的情况下，他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也没能制止住热火朝天的宣传，刹不住大力树立他威望的这个车。但他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他的谦逊和不接受个人崇拜的意见。
在中央日常工作中，华国锋处处以小学生的姿态对待叶剑英，凡大事都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和叶剑英商量。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华国锋总是搀扶着叶剑英出席会议。在较大的会议场合，他总是把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让到前边。对于中央许多方面工作、重要的决策，他都征求并尊重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对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华国锋也十分尊重，凡事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决定重要问题之前，他总是以小学生的姿态，和他们共同商量。不仅对于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于其他老资格人士，华国锋也表现出谦逊的姿态。在1977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就有华国锋站立在郭沫若后边关照郭沫若的镜头。华国锋个人也十分注意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的谦逊，是党内外公认的。在之前、当时、后来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华国锋的题词是比较少的。中央和地方一些部门请求华国锋题词，都被他推辞了。
1978 年12 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有人对他搞个人崇拜，明确表示：今后“不要宣传我个人”，向上和下发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在发扬民主方面开了个好头』
在1976 年10 月6 日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叶剑英特意提到华国锋的好品格：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这话是十分中肯的。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
有这样一件事值得提起：1978年12 月，中央党校组织部分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参观时，学员们看到那里有一个特制的玻璃橱柜，里边放着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让人参观。有一个叫王立本的学员对此很有意见，他回校后，于12 月29 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对这件事提出批评，写后直接通过邮局寄出。华国锋看到王立本这封信后，很重视。1979 年1 月16 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了一封亲笔复信，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敬礼
华国锋 1月16 日
华国锋还把这封信送到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那里，请他在学员结业会上向大家宣读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国锋给王立本的复信。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而华国锋在这方面带了好头。从粉碎“四人帮”，到正式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一直到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都作出了发扬民主的典范。没有华国锋的民主精神，就不可能有当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民主风气。对于这一点，当时直接参与工作的于光远说过下面的话：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许许多多的参加者的发言都讲遵循科学思想，都讲科学精神、科学态度。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会议的出席者敢想敢讲，勇于闯进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那些领域，说人们过去不敢说的话，这就是自己来运用民主权利。民主本来不是等上面恩赐的。同时会议出席者也不对别的发言者打棍子、戴帽子、定调子、划框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这当然同会议出席者的水平和自觉程度高有关，也同会议的领导从来没有做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事有关。如果常委中个别人说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话，而参加会议的人保持沉默，不出来纠正，情况就会不同得多。这次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
可以说，没有华国锋抵制个人崇拜，率先倡导民主，就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
（该文摘自《湘潮》杂志2013年11上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