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 三 毛泽东长沙九所待22天 汪东兴、华国锋井冈山沿线打前站 第35页
4月29日晚，毛泽东一行从武昌到长沙，湖南省委张平化、王延春、华国锋等人前往大托铺专线迎接，送往湖南省委旁边的九所。毛泽东下榻九所三号楼，汪东兴及随行工作人员分别下榻四号楼、五号楼。
4月30日晨。汪东兴、华国锋及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人，按照湖南省委新近安排，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
湖南省委安排华国锋陪同汪东兴打前站，据说这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长期关注分不开。20世纪80年代，湖南省人大副主任齐寿良曾是华国锋多年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他曾感慨地讲述华国锋的一段经历。华国锋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6岁参加交城游击队。先后担任过交城游击队政委、阳曲县委书记等职。194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在天津组成，黄克诚任书记，王首道等任副书记。随后，中央从山西、河北、河南、东北等老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南下。1949年5月，华国锋从忻州县委书记调到晋中南下工作团一大队五中队，随队南下。齐寿良和华国锋在同一个中队来到湖南，华国锋分配到湖南省湘阴县任中共第一任湘阴县县委书记。1951年4月，华国锋调到湘潭县委担任第三任县委书记，同时兼任湘潭县人民武装部政委。1952年8月底，华国锋调任新建立的中共湘潭地委任副书记兼行署专员。
据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说，华国锋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是在1953年。当时湘潭尚未通车，毛泽东专列停在株洲。华国锋接到通知从湘谭赶去向主席汇报，主要汇报湘潭农业互助组。华国锋对湘潭手工业、商业的现状也此较了解，毛主席问什么，他红着脸答什么。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当年毛泽东的话对华国锋触动不小，他继续深入基层搞调查，经常参加农村劳动。韶山的合作化比较早，他一个猛子扎到韶山，住在贫农家里，一住一两个月，发现了不少问题，实事求是，一一解决。华国锋在韶山口碑很好，当地人一直叫他“华政委”。1954年，华国锋升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是我国农业合作化年，也是华国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丰收年。那一年，华国锋发表了《克服“左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到来》、《分研究农村各阶级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依靠贫农》几篇学习体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汇报给毛主席。1955年7月，毛泽东专列又停在株洲，华国锋再次被通知去向毛泽东汇报。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邀请了300多名列席代表。34岁的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介绍华国锋：“这个年轻人是我的父母官。”一句戏言说得华国锋满脸通红，“一个老实人。”毛主席笑着赞扬。由于毛泽东的推荐，34岁的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的经验，特别分析了韶山刘秀华互助组发展为合作社的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受到大会的普遍关注。
1960年，华国锋由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4月2日，华国锋在《新湖南报》发表 《贵在鼓劲》一文，宣传了岳阳县毛田区坚持集体经济、科学种田、多种经营种棉花的事迹，提出“贵在鼓劲”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鲜明政治观点。这无疑是对党内当时要不要坚持集体经济，如何坚持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生动回答，此文立即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肯定。不久，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华国锋汇报工作时还特别背诵了毛田区过去的一段顺口溜:“毛田锻里莫种花，十家种花误九家。种得花来不结果，结了果儿不炸花。”现在是科学种田干劲大，棉花丰收喜千家。再次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和称许。1964年华国锋兼任湖南省副省长，原毛田区区委书记毛致用很快从岳阳县委书记提拨为湖南省省委委员。
当时湖南农业、水利的恢复发展都比较快。1965年春韶山灌区上马，华国锋任总指挥。他整个人下到了基层，召开现场会和讨论会都在大队、小队，请老农和基层干部参加，决定修建灌区的最佳方案。那肘候，依靠群众，为群众办事是儿子为父母办事，尽心着呢！不像现在有的地方干部摆起了官架子。干部一自以为当官，欺压老百姓就是迟早的事。
1965年4月下旬，老华接到去井冈山打前站的通知，匆匆忙忙从基层赶回长沙。那年我在下面蹲点搞“四清”，四个孩子都由阿姨管。华国锋没有等及我下乡回来，就和他人一起去井冈山了。 (1999年10月19日华国锋夫人韩芝俊口述)
4月30日上午，华国锋等人陪同汪东兴从长沙出发，沿着铁路线先到株洲再达醴陵。毛泽东专列是直接到株洲还是醴陵，汪东兴等人拟了两个方案，请主席定夺。从醴陵向井冈山进发，当时不通火车，只能坐汽车。路况尚好，一路顺风到茶陵。
茶陵县委招待所修建在冰水河边，艳阳倒影，别有一番诗意。汪东兴和华国锋等人一商量，从长沙到茶陵180多公里。老人家一路颠簸而来，醴陵到茶陵一段又没通火车，应该在茶陵住下来休息才合适。毛主席住茶陵招待所，安全保卫工作动作大了，影响群众生活，也难以保密。茶陵县委办公楼在县委大院里面，绿树成荫，比较安静。他们和管接待的县委李书记商量，能不能腾两间办公室布置成休息的地方。有一桌能吃饭，有一床可睡觉即行。汪东兴比比画画谈得很细致，说床上的木板会自己带来，不用做新的。汪东兴还问了茶陵到井冈山有几条路可走？茶陵县委副书记李颖回忆，他当时回答：有两条。一条是经炎陵县 (原酃县，井冈山六县之一)到宁冈上井冈山，路比较近，但不好走，听说宁冈和炎陵县交接的睦村有一段路没有修好，还是泥巴路；另一条是走茶陵高垅，经莲花、永新、宁冈上井冈山，这是一条老公路，路面平整好走。问清楚后，他们画了两条路的简图，喝了一杯茶就离开了。
汪东兴、华国锋等人从茶陵出来，没有走炎陵县，选择走永新。那天，永新县委书记梁建国接待了他们，领他们先去看县委招待所。一走进招待所大门，几个人的脚步都像听到哨子，停了下来，好像是问，这是县级招待所吗？是一个山区招待所吗？真令人难以置信。那种高大气派，给人的感觉不是奢侈、豪华，而是一种空灵和气势。永新招待所的走廊、房间都很高大，就像为毛主席特制的一样。
汪东兴问梁建四：“你到过北京中南海、故宫？”摇头。
“你去过武汉东湖梅岭？”摇头。
“你去过杭州刘庄？”还是摇头。
“那这个把待所的设计师去过吗？”
梁建国大笑，说这个招待所没有请设计师，是他和当地建筑公司年轻技术员罗兵朵画了一个图纸，就地取材修建的，没有花多少钱，人工大多数都是义务努动。永新是个穷县，20世纪60年代初，想花饯也没有。这些年轻人和他一样是 “土包子”，哪里都没有去过。
“那你怎么想起盖这么高大的房间和走廊呢？你又没有去过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汪东兴终于一口气说出了几位客人共同的疑问。
可我在井冈山工作过。解放初期，我在宁冈县当第二任县委书记，听当地百姓讲了一件又一件往事，毛主席带领他们闹革命的艰难、伟大，一刀一划铭刻在心，从那一天起，我就相信毛主席一定会回来，看一看井冈山，后来我又被省委安排到永新任县委书记，我的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修一个高高大大的招待所，迎接毛主席回来。我想，毛主席住的房子一定就是这样，朴实无华又高高大大。
“毛主席真的要回来啊！井冈山上有无数烈士的英魂，他们都想和毛主席说话了。”当时，我情不自禁流下了滚滚的泪水，他们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几个人的心情都很激动，虽然有保密规定，他们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我心知肚明，毛主席要回永新看看了，要回井冈山了。 (2003年7月19日梁建国口述)
湖南省委小车从永新继续向井冈山进发。4月30口傍晚到达茨坪。井冈山管埋局就在茨坪中央。管理局党委书记袁林、副局长兼井冈山公安局长孙累玉 (当时管理局无局长，由孙景玉主持管理局日常工作)出面接待。他俩是第一次见湖南省委副书记华国锋，对汪东兴则要脸熟得多。1957年精简机构，汪东兴从中央办公厅下放到江西工作多年(1958-1961年)，担任过江西省委常委、农垦厅厅长；1958年8月1日，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后，又兼任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孙景玉作为“朱德组”保卫组长和汪东兴更是熟悉。1961年9月中共第二次庐山会议后，汪东兴重新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此时，井冈山管理局的孙景玉、袁林一见汪东兴、华国锋来安排“中央首长住宿”，两人兴奋地击了一下手掌。
井冈山管理局书记袁林是江西永新人，贺子珍的小老乡，两人老家相隔一二十里地，前后相望。他也是贺子珍的老战友。苏区反“围剿”时，袁林和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在一个司号班工作，是一对好朋友。袁林、孙景玉兴奋地陪着几位领导，沿着新修的马路，来到井冈山宾馆，一间房一间房地看。
汪东兴看得很仔细，对一楼主房的卫生间提了一点要求，对写字桌提出要高大一点儿，最好是三屉桌，好放腿。孙景玉试探问：准备一张木板床？汪东兴说不用，他们自己带来。
这时，再傻的人，也知道是谁要上井冈山了。
汪东兴一语双关地说：你们准备好了，中央首长会来；准备得不好，首长不会来。
我们激动地说：保证做好准备。 (2003年7月19日袁林口述)
汪东兴一行在井冈山宾馆住了一个晚上。据孙景玉和井冈山宾馆当的管理员林海泉回忆：第二天是五一劳动节。上午，华国锋还到大井参观了毛主席的旧居，在那里照了相，然后顺道下山回长沙。